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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4月岂能让猜测与传言引领楼市预期
政策备受瞩目，对形势判断有分歧、对政策取向有争议也在情理之中。然而，经验告诉我们，喧哗背后绝非都是理性之声，利益之手也不闲着，发布虚假信息、扰乱市场秩序、误导消费预期的行为并不鲜见。 从近年来几次房地产市场起伏的情况来看，市场预期的不稳定性是其中的关键因素之一。对房价上涨、政策放松的预期加强，往往导致许多购买力非理性地进入市场，形成供不应求的恐慌性购房态势。最近，火爆一时的保定(楼盘)楼市，不正是鲜明的写照吗?因此，面临楼市走势的关键节点，及时公开发布权威信息对于正确引导市场预期尤为重要。 刚刚结束的博鳌(楼盘)亚洲论坛上，中央领导释放明确信号：我们不会为经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强刺激政策，而是更加注重中长期的健康发展;再加上此前提出的保持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这些信号对于那些习惯以保增长为名热炒房价的举动，无疑是釜底抽薪。 事实上，尽管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从政府一系列宏观调控举措中不难发现，我国稳增长的体系越来越丰富，包括从调整结构、改善企业发展环境等多个方面支持经济平稳增长态势。这就使得我们可以保持信心和定力，在存在一定经济下行压力时对房地产市场不作过度反应。 对于楼市而言，除了及时发布宏观政策信息，还需要行业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及时公布各自领域的权威信息。特别是适时发布楼市风险预警信息，把库存量大、消化周期超出正常范围的城市，以及楼市过度繁荣、房价上涨过快的城市名单公布出来，给企业和购房者以稳定的预期，避免盲目投资和消费。 经验一再证明，只有信息透明、跑赢传言，才能真正发挥出合理引导楼市预期的作用。否则，在不实信息长时间发酵之后，即便公布了信息，也会显得被动乏力。而及时公布信息，加强预期管理，正是政府在楼市调控中的应有之举。 来自：搜狐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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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4月房价 为了尘世后的翻云覆雨手
，趋势的判断倒可以，但精确到小数点后，就是胡说八道了。当然，为了赚取眼球的目的，可以理解。用行话说，经济学、统计方法上的预测，都是线性的，但现实世界却是复杂的、非线性的。懂的，自然明白;不懂的，说了也是白说，也只能由他简单去吧、任他刚愎自用地胡说去吧。就像前年，某中年学者要和我打赌说房价必然大跌，我觉得很无趣，没理他，现在见面，他自己也不说了。 我不赞成房价过快上涨，因为这是社会经济中的“泡沫”。吹泡沫的是谁呢?有经济常识的，都知道，是货币。 从楼市的虚拟经济特性看，房地产市场就是“货币的蓄水池”。2000年后，土地“招拍挂”开始了土地的货币化进程，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土地财政”收入，替代“乱收费”成为“第二财政”。游戏规则的核心是，土地可以作价、房地产市场货币化。玩游戏，得掌握火候，否则，会“玩火自焚”的。这场虚拟经济的游戏，今天看，是玩得有点儿过火了。以至于，社会资金的配置失当、贫富差距拉大，房价泡沫高到民生难以接受。概括而形象地说，虚拟经济有点儿玩砸了。 根本上说，如何在物价房价、经济增长(增收和就业)以及政府开支(预算赤字)之间平衡，已成为摆在中国货币政策选择面前的一道难题。银行的风险，其实不是主要的，在我们的政策架构中，还是能最终应付的，这与国外不同。周行长近期内谈物价、谈房价，甚至谈及“用信贷的结构性管制来抑制房价”，皆因此。 在这场大的游戏规则面前，在“庄家的翻云覆雨手”面前，住户、开发商都是小角色，开发商因为有一定的垄断势力，且有类似行会组织，比住户具备不少优势，但同样免不了政策变局面前的“系统风险”。建议大家看看“滚滚红尘”这部电影，找找自己的角色定位，就都明白了。 通透大局，自然明白，政策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根本目标，是“房价稳定”。看透了宏观经济，GDP、房地产市场、股市、资本市场，不过都是价值循环的游戏规则。既然是游戏规则，“庄家的翻云覆雨手”就难免。 现在让人担心的，是“庄家的翻云覆雨手”的平衡能力是否能够继续有效，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能否得到有效的平衡?有必要搞清楚，调控的价值取向到底应该是什么?私下认为，唯一的出路，是“民生取向”，但这远远不是简单控制房价能够达成的，需要深思。 来自：中国建筑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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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4月“京津冀一体化”不应是“房价梦”
不应是“房价梦”，北京周边地区的房价不仅不会大涨，反而稳中有降。 首先，“京津冀一体化”是一项宏观战略规划，其着力点是整体经济协作，而不是特指房地产业。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3月5日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 可以看出，将出台的“京津冀一体化”规划，其着力点应该是加强京津冀地区的整体经济协作，将出台政策鼓励京津冀地区的政府及企业之间互通、互补、互助。而经济协作的最佳状态应该是产业均衡发展，绝不会是房地产业一枝独秀，“房价梦”注定将会成空。 其次，“京津冀一体化”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绝非一蹴而就，其执行与显效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受此概念影响的房价上涨不会持久。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在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时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可以看出，中央高层非常重视“京津冀一体化”，并对其寄予较高的期望。 作为“一个重大国家战略”，其调研、规划、实施等工作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对于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等诸多要素的影响也需要一个过程。在当前的市场态势下，“京津冀一体化”概念所影响的房价上涨注定是昙花一现，不会持久。 第三，影响房价走势的因素有很多，“京津冀一体化”概念只是其中一个利好而已，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房价已无上涨动能。况且，受楼市成交低迷、资金面持续紧张、整体经济环境欠佳等因素影响，各地房价已现松动迹象，部分地区的房价已步入下行通道。在热度退却之后，北京周边的房价不仅不会大涨，反而会和其他城市一样稳中有降。 来自：中国建筑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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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4月一名90后女孩困惑：该不该买房？
个稍微早了点的问题，因为最大的90后才刚刚工作，最小的还在念初中，从经济能力上来说，90后整体还不具备买房的能力。但10年后，90后会像现在的80后一样，成为社会上的主流人群，他们究竟是买房住，还是租房住，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从理财的角度说，能让自己感到幸福就是正确的理财决定。对于绝大多数的80后、70后、60后来说，拥有自己的住宅是他们的梦想，也是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买房绝对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同样，在互联网思维的发源地——美国，人们也把拥有自己的住宅当成了美国梦的核心，美国老太太贷款买房的故事曾经教育了整整一代中国人。 从居住的角度来看，人总需要有个栖身之地，无论是租还是买。就算90后都不买房，也要有人投资房产供他们租住。由于90后不买房，购房需求减少，房价上涨缺乏基础，房价会相对稳定。但90后要租房，租房的需求会增加，租金自然会上涨。假设一套房子的总价是200万元，按照目前的租金收益率2%计算，每年的租金是4万元，每月才3333元。在房价不涨的情况下，投资客对租金回报率的要求一定要高于现在。如果他们的期望值是年化收益率10%的话，租金就要涨到每月16667元，这恐怕也不是多数90后能负担得起的租金水平。 过去一年多时间，互联网思维成了一个很时髦的词，而最具代表性的互联网思维方式就是免费，现在甚至还发展到倒贴钱上来了。但开发商会免费送房吗？显然不会，你可以跟开发商讲互联网思维，可政府不会跟开发商讲互联网思维，开发商拿地还是要付出真金白银，政府肯定不会免费出让土地。退一万步说，就算开发商肯免费送房，他也要靠其他服务来把钱赚回来。目前，开发商的资金成本很高，没有15%以上的回报率，开发商肯定要亏钱。还是以200万元的房子为例，开发商一年要从服务中赚30万元才行，这还是毛利，不是营业额，折算成营业额至少在40万元之上。有多少90后一年能消费40万元？真有这消费能力，你何必非要在居住地消费？让开发商赚钱？你肯定会通过网络搜素，找到又便宜、又适合自己的消费场所。看来不靠卖房、只靠服务挣钱，并不靠谱。 回到90后该不该买房的问题上来。你可以选择不买房，因为这是你的生活方式。但你需要积累买房的实力，否则，你也就失去了选择的权利。按照马佳佳的说法，90后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一代，不会按照前辈设定好的路径走。这话一点都没错，90后应该走自己的路，但也不见得非走马佳佳那条路。按照自己的目标去努力，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才是90后最应该做的事。 (中国经济网) 来自：百度乐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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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4月中国建筑的寿命为何只有30年？
一样关心建筑。平民阶层对房子的质量面积等要素可谓锱铢必较，这不仅仅是因为那套或许并不起眼的房子占据了其一代甚至几代人的积蓄，更重要的原因是建筑物的物权概念更加具有说服力。然而，中国的建筑却比很多国家都要命短，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感到悲哀的现实。 中国建筑寿命短不是偶然的，有三大原因：一是质量原因，2009年中国不断出现的“楼歪歪”，“楼脆脆”等建筑质量问题，就是证明，这说明我们对建筑质量的监控与责任追究是失落的。如今建筑施工“层层分包”已是行内的常态，“层层分包到最后，盖房子的工人大多数是从未接受过建筑培训的农民工。”农民工一般是计件或计时算薪水，包工头也是忙着赶进度收钱——实际上工人和管理者都缺乏专业资质和专业素养。 而工程一建完，施工队就走了，去别处接活干。万一建筑质量真的出了问题，追究下来，也只能找到当初承建公司的项目经理、建造师或监理单位等。只有这些人是稳定的、有资质的，跑不掉的。但论起责任大小，他们显然不是最该被“打板子”的。 二是规划原因，在一些城市的规划中，往往是一个官员一规划，最后规划成鬼话，这样必然导致建筑建了拆，拆了建，“规划规划，不如领导一句话”，是近二、三十年来，城市建设缺乏科学决策的真实写照。在不少地方，谁的权力大，谁就是城市建设的“总设计师”。加之，书记、市长像走马灯一样地更換，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些早几届政府兴建的高楼大厦，便难免在定点爆破中灰飞烟灭。 三是政绩原因，一些地方官员把建设新高楼大厦作为政绩工程来抓，这样必然导致，一些本来还可以改造使用的建筑被推倒重来，同时，一些地方官员也把房产开发经济当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必然导致一些建筑建的快，拆的猛。网上曾经流传一个笑话：推倒一座房子，又重新建起一座房子，轻松两下就创造了双倍的GDP。 一个小区才刚建好，要修一个高架，崭新的房子就拆了;小学才刚刚翻新，因为划入了新规划的CBD范围，拆除于是成了唯一的命运;开发商要土地，明明才一二十年的房子，立马就成危旧房;因为要修一个星级酒店，十来年的大楼就被“成功爆破”，完全不管以限高名义炸的房子最后却越炸越高……如果你能理解马路为什么老被挖来挖去，你就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建筑平均寿命只有30年。 仔细观察以上三点，你会发现还有一个根本性原因，那就是大多数“短命建筑”身上都有腐败基因。如著名的“楼脆脆”事件中有“官员股东”，而且检察机关发现房企的董事长侵吞4000多万国资。再如，某县的“短命桥”背后就是包工头行贿;某“豆腐渣”车站大楼被称“腐败展览馆”，还有被称为“腐败楼”的温州“烂尾楼”…… 事实上，不论是招标投标方面，还是质量把关方面，由于腐败的渗透而让建筑质量打了折扣。据相关报道，将工程造价的5%—10%列入“公关费”预算用于行贿，据说是建筑行业的潜规则。可见，某些建筑之所以短命，原因之一是存在腐败成本，而腐败支撑的建筑注定坚固不了。 或许，比短命建筑产生的数量庞大的建筑垃圾更值得我们警醒的是，土地已经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沦落于“公地悲剧”之中。其实，最能够对土地负责的该是建筑产权拥有者，孟子曾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在建筑上也是如此，如果房屋拥有者没有恒产，又怎么会对建筑物有恒心呢? 美国的建国者在确定选举规则的时候特别规定了，民众需要具有土地等财产才能拥有选举权。长久以来我们借此证明资本主义国家民主的虚伪性，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些建国者们何尝不是继承了孟子“有恒产者有恒心”的思想呢?只有民权能够得到切实保障，民众才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只要物权能够切实得到保障，建筑物就会不再短命。(作者系知名时事评论家) 来自：中国建筑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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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4月闲读伊索寓人生
“我现在要喝海水了，请把河水给我分开。”主人被他的聪慧惊呆了，马上给他做平民的自由。这个奴隶，就是伊索。 这是儿时母亲讲的一个故事，让我记忆深刻，从此便对伊索和他的寓言特别钟爱。 记得作家张远山写道：“读惯先秦寓言的中国人，初次读到《伊索寓言》是要惊讶的，因为那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先秦寓言冷峻而酷刻，《伊索寓言》热烈而宽厚；先秦寓言是老于世故的，《伊索寓言》是极富童趣的。”不错，我最初读到的伊索寓言便是小学课本上的《龟兔赛跑》、《狼和小羊》，那时只觉得故事充满童真，言简意赅、文字诙谐。后来上中学，在学校附近有一家书店，我对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伊索寓言》爱不释手，于是只好“挪用”两元钱的生活费买了下来。虽然这本减价书有几处装订上的错误，读起来比较费劲，但我还是认真地品读了好几遍，其中大多数故事都能背诵和复述，最喜欢的有《大树和芦苇》、《狐狸和狮子》、《狐狸和葡萄》等几则故事，因为它们闪烁着智慧之光，照亮了人生之途。 异乡求学、工作、成家、立业，《伊索寓言》就像一本随身的口袋书，伴我从乡村步入城市。其实，寓言就是一个充满魔力的口袋，袋子虽小，却能装很多东西；探囊取物时，摸出来的东西却往往比袋子要大得多。《伊索寓言》不仅仅培养着孩子们阅读的乐趣，也是滋润成年人的心灵鸡汤，因为读者可以从一则则生动、闪光的寓言中悟出许多值得我们玩味的东西：那狡猾阴险的狐狸，那图慕虚荣的驴子，那显乖露丑的猴，那愚忠卑贱的狗……那些曾被讥嘲的对象，在寓言这面魔镜前，都还原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于是，我懂得“世界是寓言，我们每个人便是这篇寓言的不同寓意。我们虽然不能把世界装进自己的口袋，但是我们可以阅读这些短小精悍的寓言故事，从中领略出自己与众不同的人生寓意。在这个脚步匆匆、日新月异的世界里，寓言是一种别致的快餐，它古老又新鲜，你随时翻阅都可以读到一个悠久而完整的世界。” 闲读伊索，品味人生。世界是个大寓言，那么我们该在其间扮演什么角色呢？ 来自：中联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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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3月郎咸平：一线城市房子仍是保值的商品
。” 郎咸平对房地产走势的判断是，“房价未来还要涨，并且将继续遵循一线城市涨幅大于二三线城市的规律，长期来看，选择其他投资产品就要自求多福了，房地产仍然是最保值的产品”。 来自：中国建筑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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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3月农民工京城买房遭同事取笑
北京的收支算来算去。老婆对此很不屑：“就那么点钱，整天扒拉来扒拉去，算一百遍能长一分不？” 在农民工中，老赵算是境况不错的。他现在一家酒店物业部做维修工，月收入在3400元。老赵的老婆在别人家帮忙看孩子，管吃管住，一个月净挣3000元。儿子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公司做职员，一个月4000多元。 这样算起来，全家人一个月总收入超过10000元。在老赵看来，这是一笔不少的钱。过去他在好几个城市干过建筑活，常常是干几个月停几个月，收入长期不稳定；老婆也干过好多份工，做过车衣工，在蔬菜大棚帮人种过菜，月收入从没超过2000元。再加上要供儿子上大学，经济一直捉襟见肘。现在儿子工作了，一家三口都有进项，老赵觉得心里踏实多了。 他算了一笔账：自己和老婆生活支出很少，每个月能存下5000元，儿子一个月能存下1500元。算下来一年就能存个七八万。这样想着，他雄心勃勃地制定了三年内买房的大计。 老婆不同意，骂他虚荣，人家买房咱就买房，咱是啥条件？老赵觉得自己并不是虚荣，买房是很强烈的现实需要。现在一家三口虽然说都在北京，但是分散在三个地方。老赵自己住集体宿舍，四个人一间屋。他觉得已经很满足了。儿子跟人合租了一间房，1200元房租两个人分摊。十多平方米的房间，也就是放下两张床。他两口子去看儿子，都觉得寒碜，一个大学毕业生怎么住得这么憋屈？ 老赵和老婆离得近，周末常能见面。儿子住得远，一家三口两三个月才能团聚一次，但是却没有合适的地方待。常常就是公园逛逛，街边小摊吃点东西，两口子嘱咐儿子几句，下午就各奔东西。老婆有时候眼泪汪汪地抱怨他，白混了这么多年。他理解她，知道她希望能给自己的老公孩子做顿饭，希望一家人热热乎乎地聚在一起过两天。他也盼望，什么时候能有个自己的家，下了班往自家沙发上一坐，看看电视聊聊天，享受一下家庭的感觉。 遥远的北京城 老赵来北京七年多了，一家三口都在北京工作，在老乡眼里，差不多算半个北京人了。可是他从来没有这种感觉。他一直在北京，北京却好像离他很遥远。 有什么能把他跟这个城市紧密联系起来呢？户口？他的户口在山东。社保？签合同时单位让他签了一张纸，同意不要社保。他很爽快地签了。过去他断断续续交过一段时间社保，自己心里总觉得很吃亏。他今年48岁了，总共交的保险还不到两年。养老保险要交满15年才能领养老金。他能在这个单位再干13年？他觉得很悬。与其现在把钱扣了，放到那个搞不清楚的保险账户里，还不如先把现钱拿在手里。 买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感觉像是把脚插进北京的土里，踏实多了。 老婆觉得老赵的想法不靠谱。他们现在的积蓄有七万多，儿子那里有三四万，加在一起十万多，连首付都不够。 “他老算账说能行，你买了房子就不吃不喝了吗？要是生病怎么办？”老婆一肚子担心。她自己也没有任何社保。 老婆的担心不无道理。老赵年轻时干建筑活出了不少力，现在常常腰疼。前一段时间头疼，老赵自己去了医院，一问做一个CT检查要500块钱，吓得立马跑回来了。后来头又不疼了，他也就不管了。 儿子也不支持老爸的买房计划，尽管这计划多少是为他着想。“不想让他俩那么累，我也不想当房奴。”小伙子23岁，还没谈女朋友，房子对于他来说，还没有那么急迫。（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来自：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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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3月央企应由全国平分 总部不宜集中北京
被称为中国的“富人地图”。据报告显示，中国富人最多的前几个省市，依次是北京，江苏，上海，浙江，广东。无独有偶，《2012胡润财富报告》亦显示，北京千万富豪达到了17.9万人，亿万富豪约有1.05万人，均排名第一。 官方和民间的两大调查结果都显示，中国富人最多的地方并不是中国最强大的经济省份广东和江浙鲁，而是北京。这是一种极度不正常的现象。 可以想象，美国的富豪都来自华盛顿，那会是什么情况?财富集中于首都，说明此国是一个权贵的国家。作为一个典型的市场竞争充分的国家，美国富豪最多的地方，是在经济中心纽约，不是华盛顿。甚至，美国的财富也不集中于纽约，而是分布全国。同时，美国的富豪分布很均匀和分散，其世界500强的产生也很均匀和分散。沃尔玛就在美国的一个小镇上。 或者有人说，东京和伦敦不也是日本和英国富人最多的地方?但是，东京是日本最富强的地方，东京都市圈富甲全国。伦敦亦是英国经济中心，但是，北京不是中国经济中心，论经济总量，广东和江浙，山东遥遥领先，作为省级统计单位，北京在全国排名，不过是中游。 北京不仅是政治资源最集中的地方，也是经济资源最集中的地方，说明中国离市场化还很远，权力对资源的配置还是非常强的，市场还没有成为完全主体，这是很多国家不承认中国为完全市场经济国家的重要原因，这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必须进行深入改革的原因。 在广被诟病的“跑部钱进”之风中，除各个国家部委之外，央企亦成为地方重点攻关对象，北京拥堵，央企扎堆也算上一份。由此，迁出央企总部，有利培育更为开放和市场化的经济体系。 在中国的一百多家央企中，绝大部分央企的总部在北京。而其它一些经济重镇，有零星分布。如上海由宝钢，东航，商飞，广东有 湖北有武钢，广东有南方电网等。 央企意味着什么?其雄厚的实力，巨大的投资能力，对于区域经济现实拉动作用巨大。 虽然北京是首都，央企可适当集中，但是，集中到什么程度，却大有考究。 大致来说，央企的分布，应该与当地的发展程度，人口数量大致等同，并在此基础上浮动。 就经济总量而言，北京排名全国十名之后，就人口总数，更是倒数第六。从两个方面来说，北京都不应该拥有过多央企。 当下，中国经济遭遇巨大挑战，很多地方增长乏力，尤其是民营经济受困。而国企，尤其是央企，力量越来越强，对于经济格局的改变能力强大。有时候甚至一个央企的投资，就彻底改变了一个地方的经济版图。比如湛江，其2011年的GDP，也就刚超过1000多亿，而宝钢和中石化两项投资，总额就超过了1000亿，等于再造湛江。众多周知，天津滨海能够崛起，央企功不可没。几乎可以说滨海新区就是央企砸出来的。 天有阴晴，地有旱涝。 一方面是部分地区独拥央企总部驻扎，或者央企巨额投资的优势，一方面是部分地区资金缺乏，投资无门的困局。由此，央企过分集中于部分城市，对于全国来说，是极大的不公平。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 由此，将绝大部分央企总部迁出北京，对于平衡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改革以来，中国实行非均衡的发展模式，优先发展东部，中西部的振兴，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完成。而细究央求分布，亦是倒置。多数分布在少数几个直辖市，中西部反极度缺少央企的支持。去年本人应邀考察贵州，发现这么一个极度需要扶持的地方，竟然没有一家央企总部。而作为中国西部最重要的省级区域，新疆地域广阔，人口超过2000万，虽然吸引了上万亿央企投资许诺，但是其本地亦基本无央企总部驻扎。不仅是中西部区域，纵使是江苏，浙江，广东等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的区域，亦少有央企总部。 由全国各地“平分”央企，已成势所必然。 未来，央企迁出北京，落户地方，可大致参考三大原则。一是人口比例，很多人口大省，竟然无央企驻扎，让人震惊，如河南，人口过亿，应该可多承接几个央企。二是按照经济发展程度，比较贫穷的地方，应适当考虑多迁入一些国企，三是考虑央企与当地的切合度。如中国天然气资源，大部集中在西部，何不把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的总部搬迁到新疆?把神华搬到山西，中粮搬到江南或者是东北。 将央企搬出北京，分散全国，亦是确保中国经济安全的远见之策。 央企为国家重器，底定中国经济基础，战略地位非同小可。 就国家经济安全而言，财富集中于首都，非常不合理。北京挟制了太多的全国性资源，在发生对外战争的情况下，首都一旦有变，将出现毁灭性的灾难。在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将财富过于集中于南京上海，当日本占领长江东线后，中国经济遭遇巨大创伤，可谓前车之鉴。当下中日争锋，未来中俄争锋，中美竞争，北京均处战略威慑之下。不可不防。 在海洋时代，中国的国防威胁，将更多来自东部，来自海路，北京在农耕时代，尚有燕山可守，而在海洋时代，一个天津不足以作为屏藩。自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多次从海路攻入北京。由此，将绝大多数央企迁出北京，分散全国，可有效确保中国经济安全。 来自：中国建筑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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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3月建筑业营改增 理论如何照进现实？
会议案中提出了相关意见，建议建筑业实行6%的税率。 理论与现实的差距 虽然当前建筑业税改还未实行，但建筑业推行营改增已势在必行。 鲁贵卿认为，从目前的税收制度设置上来说，建筑企业纳税的负担比许多行业都要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显示，2012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上缴国家税金与自身实现利润的比例是1:2左右，而建筑业企业上缴税金与实现利润的比例是1:1左右。 建筑企业的整体利润率较低，属于微利行业。从2012年上市建筑企业总体净利率来看，由2011年的2.8%下降至2.4%。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2005-2012年，我国建筑业产值利润率最高的年份只有3.5%。 而这主要是因为近年来建筑行业的招投标乱象，挤压了建筑业的合法利润。上海鲁班咨询有限公司分析师陈艳分析，财务成本、用工成本的大幅上涨，导致营业总成本上升，毛利下降。 按照国家财务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的关于印发《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方案》的通知规定，建筑业暂按11%的税率考虑试点。自从此消息曝出之后，全国各地的相关协会不断组织部分建筑企业进行测算，中国建设会计学会也发布了相关调研报告。 事实上，如果建筑业执行11%的税率，所谓的税负不变或是略有减轻只是理论测算而已。经过中国建设会计学会等相关部门的实际测算，增值税取代营业税后，建筑企业税率增长幅度较大，税负增加的企业可能达到85%以上。 记者就此采访了某家建筑企业，该企业2012年营业收入为200亿元左右，粗略估算，在营改增前其所交税负为3%左右，但营改增之后其税负可能增加近2%。 鲁贵卿向人大提交的《关于适当调低建筑业增值税税率的建议》中列举了10家建筑企业税改前后的变化，营改增后其税负平均增加1.56%，增幅最大的达到1.9%。 而税率的增加更加压缩了建筑企业的利润，这样的变化对本已是微利的建筑企业更是雪上加霜。 营改增后的发票困境 本是为了降低企业的税负，却为何营改增后会增加建筑企业的负担?有业内人士指出，在理论和实际出现巨大反差的背后，是现实经营环境下进项税无法抵扣的难题。鲁贵卿对建筑业营改增后相关财务指标的变化原因进行了分析。 他认为，第一个原因是增值税是价外税，营改增后建筑业营业收入从原来的营业税收中剔除了应交纳11%的增值税销项税额，因此收入会正常下降约9.9%。第二个原因就是税负和现金流出增加，利润总额下降，本质上是进项发票无法足额取得，可以抵扣的进项税少，造成税负和现金流出增加，利润总额下降。 关于第二个原因，鲁贵卿表示，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来体现： 一是建筑企业的特殊成本如劳务、地材等，在目前的试点方案下很难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项抵扣不充分。建筑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务成本占总成本的20%—30%，该部分成本以及自有人工成本在目前设定的税收改革方案下，很难取得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发票。 二是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货物适用增值税低税率和简易办法征收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规定，一般纳税人销售自产的建筑用砂石、砖瓦、石灰、混凝土等货物，可选择按照简易办法依照6%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减少了建筑企业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三是目前营改增还未覆盖所有行业，无法形成完整的产业抵扣链条。比如，企业从金融机构借款的利息，由于金融行业的营改增滞后于建筑行业，造成目前还无法抵扣。 四是建筑企业在营改增之前购置的存量设备、材料和在建工程中所含的增值税款在目前的试点方案中还未允许抵扣;如果“甲供材”供应商不能将材料的增值税发票直接开给建筑企业，而是给开发商，则会使建筑企业的此部分成本的增值税不能得到抵扣。 五是建筑企业现行的组织架构、营销模式、集中采购、财务管理、税务管理和信息系统等重要管理体系还未适应增值税的管理要求，特别是在分包方、分供方等选择上，能提供较高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一般纳税人短期内还难以培育形成。 建议实行6%的税率 鉴于以上原因，鲁贵卿在所提交的议案中，建议对建筑业实行6%的税率。某会计师就11%与6%的税率分别进行了测算，以某建筑集团营业收入为500亿元估算，应交营业税15亿元，改为增值税后按照11%的税率计算，企业应缴纳税费22.5亿元，多支付税款超过7.5亿元;而如果按照6%的税率计算，需缴纳增值税约为13亿元。 据悉，去年已有相关部门将其调研的结果由住建部相关司局提交给财税部门，也提出了建筑业营改增试点税率调整为6%的建议，但最终结果会是怎样尚不得而知。 同时鲁贵卿还建议，要适当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合理减轻企业税负。其中包括允许抵扣适量存量设备、材料和在建工程中所含的增值税进项税;允许按照一定比例从税基中抵扣计入成本的借款利息;允许抵扣劳务款中所含增值税的进项税额;允许按照一定比例抵扣沙、石等地材中所含的进项税额等。 他还提到，希望针对建筑企业管理的特殊性，出台税收征管特殊政策。他表示，建筑企业的经营地域广，施工项目遍布全国各地，如果按照现行“就地预缴、汇算清缴”的增值税管理模式进行征管，将会引起管理混乱，也难以操作。为此，建议建筑业的增值税应在项目注册登记地集中管理与纳税，财政、税务部门通过内部系统清算各自税款。 目前增值税是按月申报缴纳的，考虑到建筑企业按工程节点收款的模式比重高，拖欠工程款的情况普遍存在等问题，建议增值税计征与缴纳不能按营业额，应按实际收到工程款为计征与缴纳基数。 此外，他还建议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招投标报价标准，明确业主应在合同价款外通过政府机构支付给企业增值税款，避免恶性竞争;完善建筑合同文本中“甲指分包”和“甲供材”条款;允许因会计准则和税法差异形成的营业税时间性欠税，税改后给予一定的缓冲缴纳期;对具有投资性质的BT项目公司，应尽快出台税改方案等。 来自：中国建筑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