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无锡试点建筑垃圾统一清运 防止擅运、偷倒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将进退维谷

长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与消费。首先从投资角度来探讨，基于未来社会或者我们与欧美社会现状或者我们对科技的理解与运用，中国投资从空间来说，一如目前掀起的京津翼一体化，短期内这种区域政策，首要带动的投资是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可以算作是净新增增量，但房地产投资会呈现出不一样的情况，房地产投资会有个此消彼长的相互抵消过程。即北京人到了河北，河北的房价涨了，北京的房价会不会跌?其次是其他区域人继续涌入北京，北京房价不涨，其他区域流失的购买力会不会导致流失区域的价格下跌?在人口不能净增长的时候，人均住房面积超越25平米的时候，房地产投资会不会是一场转移投资，而不是如前十年一样是新增净投资。如果是转移投资，那么房地产投资带来的增长就在相互冲销中，会最小化。基础设施投资中，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大，导致城市结构不均衡，会不会导致原有城市投资运行效率的低下，进而加速原投资的折旧，如果如此，那么基础设施投资的净增量也不尽如人意。当然这里面还有全国范围内的新兴投资，即信息工程的投资，但全国信息工程投资能贡献多大的产值呢?剩下就是工业投资，在中国工业竞争力萎缩的情况下，工业低端转移的不可避免，让现目前已经趋向于饱和的工业生产增加增量无疑是一种雪上加霜的行为。从这个角度来说，工业投资的效果最后可能是转移投资或者替代投资。年年投资，但社会基本无净增增量。假定这一切相互冲销以后，还会出现净新增量，中国区域改革还有几个具有京津翼的潜力，在所有人认为50%城市化数字偏低的时候，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城市化已经偏高，因中小城市无力创造出就业岗位，对于新增城市人口来说，他们没有具体的谋生方式和手段固守中小城市而带给他们的生活源泉。即便城市化还有上升空间，那么其他哪个城市还具有京津翼一体化的潜力和吸引力，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区域改革，尽管还有投资空间，但显然已经潜力不大。最后还有农业投资，这里面的悖论是大规模农业人口一旦转移，那么农业投资的空间在哪，前几年农村投资的主要角度在农民住房的改善，首先是农村住房改善的第一二轮基本完成，其次是农村人口转移过程中，剩余资产处置问题将大大削弱农村房地产投资。而真正的农业投资，是没有多少空间和空格的。其次探讨出口，出口是未来有最大空间的增长，这是看好中国经济唯一的增量来源，原因在于中国出口在调整结构中，一旦出口现代服务业，那么中国出口产值将迅速提升。很显然出口一个优秀足球运动员的产值，相当于一个工厂甚至十个工厂一年的纯利润。尽管未来中国的制造业会相对萎缩，但中国第三产业的出口会将出口增量迅速堆积到一个高度，只不过这个时间节点，在近10年过程中，能否逆转，难度太大，从传统出口来说，这个十年能够不负增长，已经是一种奇迹。剩下就是消费，探讨消费是个最悲观的答案，在未来十年中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将消灭80%以上的中产，悲观的情绪与氛围会严重影响到消费的信心，其次是消费结构分层，中国除非在未来允许社会结构出现异化，即承认富人消费的特殊性(赌博与性，抑制仇富情节即奢侈品消费)，那么未来中国消费也看不到出路。大量的低端消费，堆不起中国目前消费的庞大基数。如果允许富人的消费特权存在，那么消费总量或许会有增长，但结构性均衡又会被破坏。而结构均衡失衡以后带来的社会效应和政治效应，目前难以估量。因此从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与一二三产业的角度来说，未来中国经济都难以看到增长的曙光。　　3、　　本节我们要探讨的是支柱产业在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中国支柱产业按照产值来说，主要有金融和房地产行业。我们首先从房地产行业开始，中国目前房地产行业，尽管产值弱于金融，但影响力已经大大超过了金融。可以说目前中国经济就是一场建立在房地产支点上的杠杆经济。而房地产支点的问题则在于居民的货币总额与杠杆系数的运用与安全性问题。从购买力角度看中国真实的财富角度，中国居民储蓄总额为41万亿，负债总额为19.8万亿，即中国居民净财富余额为21万亿。按照13.7亿人口计算，人均财富为1.53万人民币。如果按照经济正常情况下，居民只需要6个月生活余粮来计算，每月月均消费按照2000元计算，中国居民人均还剩余3300元可支配的财富余额。按照中国城市房价均价6240元每平米计算(2013年全国房屋销售总额除以总销售面积)，那么人均可以购房面积仅为0.5平方米。也即扣除强行城市拆迁以后，全国能够净增的新增住房购买面积不足7亿万，还不足2013年全国销售面积的60%，如果我们把基数在放大道人均抱有存款8000元，人均可供用于购买住房的金额为7300元，那么也仅够购买15.5亿方，相当于2013年大概大概14个月的水平。这里我们还没有计算居民其他负债的速度，在2013年居民的储蓄和负债的赛跑，第一次乌龟跑在了兔子的前面，即居民新增存款总额大大低于居民负债总额，故事就此结束了么，兔子还有机会跑到乌龟前面去么?经济学对需求的真实定义的充要条件是购买力。没有购买力，一切需求都是空中楼阁，所以在购买力面前，请切记不要谈城市化，那只是皇帝的新装而已。如果兔子没有机会重新翻身，那么房地产市场未来的潜力也就仅此而已。关于房地产我们还要探讨马上将面临的问题，当前房地产泡沫处于崩溃的前期，如果你不相信崩溃，那我给你建议就是你自己身体力行，多买房子。当前房地产市场一旦出现崩溃，第一个后果就是人民币短期短期，人民币需求上升，进而推高人民币的价格，那么也就是人民币重新回到升值的空间去，而人民币升值会让原本就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制造业更加雪上加霜，大量的企业被迫又回到倒闭的状态去。房地产市场的低端购买力会因为失业而瞬间流失。截止到目前，我们对房地产市场都是探讨的刚需，接下来我们要探讨房地产行业的金融属性，按照最保守的中国人行出来的数据，中国房地产的杠杆系数为1.13左右(100万亿左右的市值，仅有13万亿的贷款)，中国房地产还有足够的杠杆空间。但房地产能够得到所有投资客的亲赖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杠杆基点的作用，即一个人可以用30万现金购买100万的房子，贷款70万，这70万贷款可以给银行每个月创造将近2000左右的利息(年息7%，月息0.58%)，银行可以用这2000的利息支付企业存在，并将利润再次变为货币基数放贷，从而推动货币杠杆的前进;而购房者则可以这套按揭房的首期贷款用于抵押二次贷款继续贷款。购房者可以将货币杠杆高放到1:9的的倍数，如果采取资产证券化，银行可以把按揭的款项打包成证券销售，那么杠杆的倍数将不低于购房者(过程太长，技术太复杂，笔者不能穷尽)。显然房地产的杠杆，至少结构上会有很多不安全因素存在，即存在着结构上的超高倍杠杆，而一旦刚才我们距离的100万的房子价格下跌20%，这显然不是一个极端价格的下跌，那么购房者实际的杠杆倍数直接乘以2，即变成反向的20倍杠杆，即房价下跌20%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冲击将是直接200万的冲击。购房者一旦违约，那么银行的反向杠杆将受到牵连，假定与消费者同样的杠杆，那么银行也将有200万的资产受到冲击，也即100万一套的房屋，会影响到经济领域400万资产的安全。在自由经济市场中，25%的份额就足可以控制整个市场，所以尽管结构型市场的总比例不会太大，即有毒资产占社会总比较小，但影响却可以致命的原因。在回过来我们说人民币升值以后，国外热钱进来套利会选择什么资产，很显然房地产作为一种信心经济的结构性稳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他还是会影响到房地产升值的空间，也即核心区物业仍然具有保值的功能，但在通缩的背景下，保值这个概念本身就不成立。如果热钱进来首选目标应该是股市与中国金融领域的其他行业。如果股市大规模上涨会不会造成资金外流进入楼市在双向螺旋上去推动股市繁荣，这个概率的可能性并不大，原因在于资金要撬动楼市这个已经越过百万亿的庞然大物，显然力不从心。美国上个世纪60年代，股市上演繁荣的萧条就是例证。　　4、　　我们再看金融业，这是笔者目前最看好的行业，金融业的出路在于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以后，会带动相关金融服务业的繁荣，而金融服务业反过来会刺激金融业的繁荣。一方面人民币的绝对数量并不少，其次是金融业依托的杠杆多元化，除开现代服务业以外，实业也会成为金融业的杠杆。即中国大规模的私募资金兴起，将改变中国传统实业经济发展的轨迹和路径。未来中国将全面走入资本型经济，即一改传统中国的做得好，所以卖得好，然后有利润，可以扩大规模，再聘请优秀人才，做的更好，卖的更好的逻辑为，有最多的钱，请最优秀的人，做最优秀的事，赚最大的利润的逻辑。如此则中国就完成了市场对资源的主要配置权。其次是基于国际博弈，尽管中国会遇到很多困难，但和竞争对手比，中国目前应该还不是最糟糕的，未来中国在国际上具有更多话语权不是因为中国发展的更好，而是因为竞争对手更糟糕。基于中国的国际信用的提高，人民币国际化会是一种必然。但这或者是更远的未来，在近10年之内，中国金融业将面临的是起步的风险与暗礁，中国农业社会的思想属性(顺从与接收)，将是中国金融业发展最大的障碍，而没有经历过惨痛的失败，中国要想在金融业有所作为几乎不太可能。也许未来十年将是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光交学费的时候，如果用这个角度来衡量，尽管未来的未来，金融业将一片光明，但目前这个十年，金融业却是暗礁累累，步履蹒跚。　　5、　　放开第二胎的人口政策能拯救中国目前的现状么?这个回答显然是否定的，第一是中国目前居民总数基数已经太大，放开二胎政策带给社会的冲击，短期还很难评说优劣;其次是人口是财富的基石，但那是未来十年以后的事情，当前中国经济的问题，即便二胎放开，经济也取决于他父母的消费能力，而我们前面显然已经解析了他们的父母的现状。　　6、　　中国政府有能力创造奇迹么?这里笔者要从反向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的改革首先在于政府承认自己无能改变经济的现状，转而寻求市场的帮助，也就是政府以放弃话语权与权威的角度去寻求市场的帮助。不管在民主政府还是在专制政府，只要政府有能力解决问题，那么政府绝对不会将自己的权利旁落，任何一个群体都天然带有壮大自己的实力的想法，即主动成为弱势政府的政府，则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是看不见的。既然政府已经承认自己不能解决这些问题，那么社会的期望成立的依据在那呢?其次是政府显然通过放权让市场自行启动，如果市场无权威，那么市场将无能为力，如果市场有权威，那么政府很大程度上在话语权方面会无能为力。因此未来中国经济再指望政府是不现实的，我们只能寄望市场自身的繁荣去带来繁荣。　　7、　　最后要探讨互联网与文化产业。从目前来看，世界经济由科技主导，但当苹果出来以后，科技走向本身就是一个谜语，即人的物质生活已经接近极限，那么经济的增长来自那呢?科技自身的迷失，势必会引起经济的迷失。从这个角度来说，笔者的观点是世界前200年人类在物质上的日新月异到了今天将有可能掉头，重新走上精神世界。当物质已经满足的时候，经济的增长我们就只能从精神方面去寻求。作为载体的科技已经穷尽，那么承载载体的内容必将再次兴起。这点恰恰是中国经济的强项，自娱自乐是中国几千年历史走到极致的一种表现。但从精神领域来看，中国传统的书画领域的回归，将是一种趋势，其次是茶产业也关联领域的瓷器紫砂的复苏将是一种张力，至于体育中国未来将扮演全球足球的重心或者中心，这给我们的国家队没关系，只给经济有关系。而对于其他文化来说，电影或许有一个春天，书籍的重新崛起，也即作家群体的出现，将是一种可以预见和判断的未来。总之未来中国社会会在玩的世界主导潮流。但这些领域无一是短期可以见到成效的，在政治放权过程中的颠簸，将决定了这十年中国将不会在上面领域走的太远。因此短期增长的概率并不太充分。　　8、　　中国的中产阶层是否是未来十年可以寄望改变中国经济增长的希望?这个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从房地产热到今天社会思潮的大字报方式。中国建国几十年对整个民族损伤最大的就是国民人格的独立性，在今天的所有表现无一不是国民奴性的典型表现，中产在这点上概莫能外。奴性的国民性格只具有服从与向前的能力而不具有反思与回头能力。中国的房地产热，根本上也就是中国的中产推动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中产是房地产热的最大受益者，但恰恰是因为过于收益助长了他们的贪婪与强化了他们的弱智与无知的思维方式，断送了他们回头的能力，尽管中产在房地产热的今天财富积累是硕果累累，但他们也是中国居民负债的核心群体，当房地产泡沫一旦破灭以后，中产的账面财富将迅速消失，消失的财富并不是中产没落的核心原因，核心原因在于他们一旦失去财富以后则只会怨天尤人，一蹶不振。中国的中产已经缺乏了那种勤奋，智慧的基因。这与中国80后群体的普遍不动脑筋形成一个粘合剂。中国现代中产与古时候的谚语是反向生存的，他们是生于安乐死于忧患。而他们要瞬间转变这个思想观念，显然也不太实际。从这个角度来说，未来十年中产与85后这一代人要支撑中国经济增长，显得太过于力不从心。　　9、　　这篇文章有点骂天骂地骂人骂自己(尽管文中没有明确骂自己，但自己也是这社会中普通一员)。挫折和苦难，从来都是幸福的孪生兄妹，当然幸福的孪生兄妹也是挫折和苦难，从80年到今天，中国社会走过了太过幸福的30年，历史允许我们在安乐窝中幸福到老死么?尽管对于未来中国前景看好，从历史周期角度来看，中国未来一定是蒸蒸日上，但并不等于中国每天都会蒸蒸日上，也不等于每个人都幸福安康，从历史来看，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以后，中国社会都面临过大的社会调整，在唐朝贞观之治以后，还迎来一次开元盛世。但更多时候，鼎盛之后都开始走向缓慢的衰落，衡量中国社会的繁荣是否到达顶点，站在今天世界现实的角度来说，中国没有盖过美国成为世界NO1的时候，中国社会均会出现爬坡行情。所以笔者以极其乐观的历史主义观点来看待未来。但却又以现状谨慎悲观来对待今天。所以如果哪位诸君有兴趣看本文的话，尽量不要骂天骂娘骂作者。   来自：中国建筑新闻网

吴其伦：畸高房价下 高层不会救楼市

中央高层批各地自贸区一哄而起 申报流程被叫停

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港)区。”这样的表述，让不少地方产生了联想。于是，“自贸区”开始成为继经济特区、综合改革试验区以及保税区等之后，又一个深受地方政府青睐的新平台。　　据不完全统计，在2014年各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写到要申报自贸区的有20多个，这还不包括广西凭祥沿边自贸区，长沙文化创意自由贸易区国家试点等。然而，与地方的热情高涨相比，中央的态度一直较为谨慎。此次叫停，更是让第二家自贸区的审批在短期内难见下文。　　“在等待总结上海的经验。”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商务部国际贸易与经济研究院院长霍建国认为，目前上海自贸区正在积极推进各项试验内容，包括出台调整后的2014版的负面清单，鉴于有些开放的内容及制度创新的模式还有一个落地的过程，所以目前尚难总结提出可以复制推广的成熟经验，因此设立新试点的条件还不成熟。　　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各方在设立自贸区的意图上大相径庭。　　“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举措，自贸区不是‘政策洼地’，而是制度创新的‘试验田’。但从现实来看，一些地方追求的还是跑马圈地和优惠政策这一套东西。”上海自贸区方案设计的参与者、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总裁、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王新奎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强调，这样的思路不仅不会让中央动心，而且恰恰是中央所反对的。　　“国家设立自贸区，旨在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但目前看来，不少地方其实并未真正准确把握中央的用意。”上述权威人士谈到，中央高层之所以紧急叫停各地的申报行为，就是要让地方好好冷静一下，仔细琢磨体会中央的良苦用心，“如果只是单纯地建几个贸易园区，国家还有必要如此大动干戈吗?”　　一哄而上为哪般　　越来越长的自贸区申报名单，很容易使人联想起上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开发区热”。借着邓小平南方讲话的热潮，自1992年开始，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各地兴办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合作区、出口加工区、外商工业区、贸易保税区、金融贸易区等区域经济开发模式大量涌现。　　据统计，至上世纪90年代末期，全国除由国家部、委、办批准的开发区达近200个之外，各省、市、县批准的开发区数目高达6000余个。尽管大部分开发区在改革开放中发挥了巨大的正面带动作用，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条件不成熟的开发区匆匆上马，结果留下了不少至今都难以解决的后遗症。　　更高标准的自贸区，显然不能再一哄而上、重蹈覆辙。“高层一再强调，要把防控风险作为重要底线，要在建设自贸区全过程都掌控好风险，努力排除一切可能和潜在的风险因素，这说明自贸区的试验是有很大风险的。”在王新奎看来，高风险意味着高标准，全国来看，当前真正能够符合“试验田”标准的地方屈指可数。如果违背经济规律地盲目建设，后果可想而知。　　“尽管并没有明确规定，但外界对于‘若干’通常理解为不超过十个。”霍建国也认为，中央对上海自贸区的建设试验有其独特的定位和战略考虑，三中全会文件表述得十分清楚，即在推进现有试点的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的地方发展园区或港区，所以应正确理解条件是什么。　　霍建国认为，首先应具备一定规模的国际贸易、服务贸易、投资领域的发展条件，才能考虑建立自贸区，所以各地不应盲目攀比，“未来新的自贸区应该对周边经济发展有带动作用，如果自贸区建起来后，只对本地有好处，经验不能复制，那么，它的试验价值就大打折扣了。”　　不仅如此，从以往的教训来看，如果自贸区项目过多，就会加剧竞争。而在压力之下，各地往往会本能地加大政策优惠力度，形成“政策洼地”，从而将制度创新这一自贸区设立的初衷抛之脑后。　　对于这样的形势，地方并非毫不知情，但似乎依然阻止不了申报的热情。“这一轮开放的‘班车’，无论如何不能再落下。”采访中，一位西部地区地方官员的表白，既显示出各地方申报自贸区的急切，也透露出本轮自贸区热背后的缘由——除了高调宣布追求改革的姿态，更多则是“排队占位”的攀比心理。　　“不管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起码在新一轮的开放平台上不能落后于别的地方，这是现在不少地方的真实心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向本刊记者表示。　　采访中，商务部国际贸易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也向本刊记者表示，以前探索改革开放设立特区、开发区，建试点的经验表明，试点的地区往往发展快，而且不光当地受益，地方官员提拔也快，“因此，在此次自贸区申报热潮中，依然充斥着唯恐落于人后、将来在政策上吃亏的思维。”　　不可“穿新鞋走老路”　　为了能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各地可谓下足了功夫。一方面，频频到北京“跑部”，“拜访沟通”，以求得各部委表态和答复;另一方面，在各个场合强调自身的“特色”和“优势”。　　例如，作为毗邻日韩的地区，青岛强调的是中日韩合作;而渔业资源丰富的浙江舟山则强调海洋经济;与台湾一水之隔的厦门主打的是“对台自由贸易园区”;靠近东盟的广西试图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连接中亚的新疆则正在讨论设立“中国-中亚自贸区”;重庆则希望自己成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高地，因此申请成为“内陆自贸区”……　　张燕生评价道，结合本地优势和特色谋划自贸区发展思路无可厚非，“但从一些地方提交的申请报告来看，基本上还是过去多年模式的重复，仍旧停留在开发区、产业园区建设的层面上，没有多少新意。”　　这并非个别观点，采访中，针对前一阶段的自贸区申报热，专家们的最大指摘，便是一些地方仍在“穿新鞋走老路”。“至今还没有搞清楚自贸区究竟是什么。”王新奎感慨到，当前一些地区的思路很“幼稚”，就是“先拿到审批方案，再搞到一大片地，接下来大兴土木、招商引资，弄出一个新区来”。　　在很大程度上，这或许是习惯使然。长期以来，许多地方一直十分迷恋所谓的“特区经济”，习惯于以优惠政策、特殊待遇为导向进行园区建设，偏好于依靠抢投资、拉项目、圈资源来推动经济增长。在自贸区正式登台之后，又有不少人将之当成了新的“开发区”。以为有了它，就可以获得国家优惠政策，投资自然源源涌入，地方经济就会迅速腾飞。　　特别是面对当前经济调整大背景下的现实压力，给了地方更多“要政策、抢优惠”的“动力”。去年至今，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今年一季度，有27个省份GDP增速回落。面临压力，如果能凭借自贸区的“东风”，拉动经济增长，对许多地方而言，无疑是一个充满诱惑的选择。　　因此，一些省区市负责人甚至直言不讳把申报自贸区当成新一轮“政策洼地”和招商引资的“利器”。“这明显与中央的初衷相背离。”王新奎表示，中央对自贸区建设的要求很明确，就是以开放促改革，挖掘改革红利，激发市场活力，在没有特殊政策和优惠政策的情况下，寻求经济增长的动力。　　“拼政绩、要政策”的老想法，显然与中央设立自贸区意在破旧立新的战略意图背道而驰。　　当然，作出改变并不容易。即使是上海，在反复修订自贸区方案的6个月时间里，也经历了非常艰难的转变过程。从侧重制造业投资准入到解决服务业的投资准入与服务贸易的便利化，从一开始希望有一些优惠政策到最终中央要求营造一个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思路上的转变堪称巨大。　　“改革未必一定要挂牌子”　　据本刊记者了解，尽管被暂停，但自贸区申报的大门并未彻底关闭。　　“中国幅员辽阔，每个地区经济特征和发展优势不同，各地在国家发展战略中肩负不同的使命。”按照霍建国的理解，只要上海的可复制经验比较成熟，各地的方案又有较强的说服力，对带动未来的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有较强的促进作用，最终应可以考虑结合不同地区特点设计不同的自贸区进行试验。　　“对于地方而言，关键是把握好自身的发展优势，定位好自身的发展方向。”他谈到，“既要体现出改革和制度创新的内容，又要从各自的实际情况出发，从省情、区情以及各个地区不同的比较优势、把握好各自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位置及突出作用，进一步细化和完善试点方案，这样就可以在全国陆续形成一些改革试点地区。”　　在他看来，现阶段自贸区的推广试验不仅要更快地探索出一套有效的改革经验，同时还应带动经济发展。　　“更为重要的，则是国家从整体利益的角度加以平衡，要考虑到各地监管、调控的能力有多大，也需要一个开放次序的统筹考虑。”因此他认为，对于中央及有关部门而言，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在总结上海自贸区运行经验的基础上，尽快从全局的高度推广出一个指导性的意见，让各地对全国下一步可能推进的自贸区规划有一个总体的了解。　　当然，禁令解除之前，地方政府依然可以大有作为。“改革未必一定要挂牌子。”霍建国强调，地方若要追求改革与发展，未必非要设立自贸区，“地方的热情可以理解，但与其把宝都押在自贸区试验上，还不如因地制宜地提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案。只要突破了束缚，解决了发展活力问题，也能达到同样的目的。”　　在其看来，如果地方能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把能做的简政放权都做好，减少地方管辖的审批、改进服务，也属于改革和制度创新的范畴。   来自：中国建筑新闻网

发改委调研东北经济 近期将出台10大振兴政策

进东北振兴的重大创新工程，实现体制、机制的创新，为重要内容。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黑龙江省经济增速为4.1%，居全国末位。吉林、辽宁的经济增速也分别只有7%，7.4%，整个东北三省经济增速为全国四大经济板块中最低。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综合研究所负责人衣保中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东北经济的振兴很难在短期内做到，像民间资本薄弱、经济结构转型慢等问题的解决，还是要靠市场化推动。“归根结底，还是需要深化改革。”　　东北经济再度放缓　　从“十一五”时期到“十二五”的2012年，东北经济一直快于东部。但是到了2013年，东北经济增速开始慢下来。　　以2013年为例，黑龙江经济增速为8%，仅仅高于京沪的7.7%。吉林只有8.3%，低于广东8.5%增速。辽宁经济增速为8.7%，相比山东、江苏的9.6%、福建的11%存在较大差距。　　而今年一季度，东北三省并未走出低增长态势。　　对此，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范恒山在5月28日的区域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在新的形势和环境面前，东北的经济又出现了增速放缓的状态，经济下行的压力增大，面临着一些风险，所以进一步推动东北地区全面振兴的任务又摆在了面前。　　据了解，今年东北经济放慢，与工业放慢、投资放慢等关系密切。　　以黑龙江为例，今年3、4月规模以上工业增速分别为0.7%、0.9%，且一季度工业首次出现负增长，为-2.2%。 同时， 黑龙江一季度投资下降25.9%，第二产业增加值同比仅仅增长0.9%。　　对此，黑龙江省政府曾分析，这与能源等产业有关。过去10年间，能源工业占黑龙江规模以上工业比重最低为53.8%，最高为72.9%，能源工业增速最低为6.3%，最高为13.1%，但2013年仅增长0.1%。　　据悉，能源工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50%左右的大庆，今年一季度工业也出现负增长。黑龙江省社科院学术委主任曲伟指出，黑龙江属于资源逐步枯竭型省份，大庆的油田区域枯竭，早已不能再大量开采，需要新的原油来源。　　范恒山在上述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东北看起来是工业下滑和投资下滑。从深层次的原因看，我们觉得东北地区的振兴发展还是有一些体制性、机制性、结构性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加快形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和可持续发展机制。”范恒山说。　　振兴措施将出台　　记者了解到，面对东北经济放慢的态势，国家发改委东北司制定了《近期支持东北地区发展的十个方面政策举措(草案)》，预备从多个方面，解决目前经济增速大幅放缓的问题。　　此前5月23日至24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林念修，为了筹备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暨工作会议，研究分析当前东北经济形势和东北振兴有关问题，专门带队赴辽宁省开展了专题调研。　　国家发改委东北司此前也起草了《东北振兴重大创新工程组织实施方案(草案)》，并征求多地意见。　　有知情人士透露，实施东北创新驱动发展，将是支持东北地区发展10个措施的重要内容。　　此前，原草案对重大创新工程的界定是以技术创新为主，兼有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还对重大创新工程的选择标准、选择方式、资金支持等方面做出了初步规定。　　范恒山认为，下一步研究东北振兴的措施，应该在7个方面，　　一是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各级政府转变政府职能，深化国企改革，扶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最大限度释放改革红利。　　二是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提升传统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发展。　　三是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完善城市群和城镇布局，提高城市综合功能，还要加快城区老工业区的改造，推进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和独立工矿区改造搬迁。　　其他的还有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继续推进棚户区改造等重大民生工程，加强森林、草原、湿地等重点生态区的保护，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等内容。　　黑龙江省社科院学术委主任曲伟认为，国家对东北地区的支持应该以反梯度的倾斜模式，在税收、金融等多个方面给以支持。　　另外，“在保障全国粮食安全方面黑龙江贡献大，国家应该加大补偿。”他说。   来自：中国建筑新闻网

油漆或使人记忆和认知衰退 影响长达50年

城市青年住房焦虑 没房子已影响晚婚晚育

房：无奈啃老，生活质量“回到五年前”　　拥有在一套住房，是许多在北京打拼的年轻人的梦想。但真的在京买房后，高企的房价却让不少家庭背负巨大负担，生活质量不增反降。　　调查显示，有近五成的青年希望在父母的支持下贷款购房。面对“啃老”的声讨，有被调查者说：“用爸妈的钱买房，是我们这代人面对高房价的无奈之举。”　　来自山东的王鑫，2009年来到北京工作。去年，他在父母的帮助下贷款买了一套燕郊的房子，虽说没有市区的贵，但每平米过万的房价仍让他和家人倍感压力。　　“迟早都得买，晚买不如早买。”说起当时买房，王鑫说他的目的是不想再“漂着了”，而父母也认为他到了结婚的年龄，应该有一套婚房了。　　自从买了房，王鑫每月要支出3200多元的按揭贷款。燕郊距离城区较远，王鑫每天上班需要将近两个小时，十分不便。无奈之下，他又在市区北三环租了一间小屋，燕郊的房子就闲置下来。　　如此一来，王鑫每月花在住房上的开销就有5000元，这对于月薪8000元的他来说，日常生活开始捉襟见肘起来。王鑫说，自从买房之后，“不敢再参加聚会，就怕哪次消费超标了，那个月就得饿肚子。”对于买房后的生活质量，王鑫用“一下回到五年前”来形容。　　王鑫的朋友陈峰去年年初买了一套位于北五环的房子，小两居60多平方米，当时的单价在3.5万元左右，首付需要100万元。　　为了筹集首付款，陈峰找遍了所有熟识的人，光是从亲戚朋友处就借了50万元，再加上父母的支持和自己的一些积蓄，终于凑够了首付款。　　“父母都是公务员，一个月3000多元的工资，除去吃喝基本上把攒下来的钱全给我交了首付，那50万元的借款还得父母帮忙还。”陈峰说，现在的月供占去了自己工资的一大半，买房让他和父母的生活都过得紧巴巴的。　　租房：近的挤而贵，远的奔波无尽头　　“一想起租房、搬家，我的头就疼。”已在北京工作两年的陈旭是一名来自山东的“北漂”，谈到自己的租房经历，他用“多灾多难”来形容。　　前年，陈旭到北京实习，在中关村附近租了一个床位，月租金400元。不久，陈旭发现自己的物品不断丢失，“mp3、刚买的书、玩偶，还有500块钱，都不见了。”陈旭说，“在那儿住的两个月中，至少丢了2000多元的钱物。”　　陈旭只好搬到朋友那里，这是一间位于大屯路东面积仅8平方米的隔断间。陈旭入住后，与朋友分担800元的月租金。“两室一厅被隔成了五间房，住着9个人。”陈旭说，他的房里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外，什么都没有，也放不下其他东西。　　由于租客众多，陈旭每天洗澡、上厕所都要排队。换衣服、打电话则要在室友眼皮子底下进行。晚上，隔壁屋内的呼噜声清晰可闻。种种处境让陈旭“抓狂”。　　工作半年后，陈旭有了5000元积蓄，第一个想法便是换房。经过一番寻找，他搬进四惠附近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月租金1100元。这套三居室里只住了五六个人，“最起码有个实墙了”。　　但好景不长，在租住合同到期前，房屋中介通知他，如果续租，需要每月加400元租金。他试图和中介讨价还价，但得到的回应却是“爱租不租，想租的人多了”，陈旭只能再次搬家。　　这一次，陈旭把家搬到了通州北苑。他想，搬得远一点，房租会便宜些，居住条件也会好一些。通过中介，陈旭住进了一套与房东合住的两室一厅，月租金1350元。　　住房空间相对宽敞了，但每天距离遥远的上下班路却让他颇感疲惫。陈旭每天早早起床，挤地铁、倒公交，一个半小时后才能赶到位于西三环附近的公司。往返至少要花3个小时，“每天回到家都筋疲力尽”。　　私企青年人才群租比例最高　　自去年4月起，北京市团委与市政协社法委青少年工作小组发放了5000份问卷，对北京市青年人才租房情况进行调研，调研重点对象为出生于1980年以后、年龄在16周岁以上、受教育程度在大专以上的在京工作青年群体。　　调研发现，北京青年人才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解决自己的住房需求，即居住自有住房、与父母亲戚同住、租房居住。其中，超过半数的青年通过租房解决住房问题。　　同时，外来非京籍青年主要依靠租房居住的方式解决住房问题，占比超过八成。　　调研报告显示，通过对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企和集体企业、外资及合资企业、私民营企业工作的五类青年人才住房状况的比较发现，两类青年群体住房压力最大。　　一是私民营企业青年人才，尽管其学历为大专及以上并有稳定就业、不低的工资收入(平均5109.8元)，但其租住条件相对较差，租住群租房、农村低矮平房和地下室的比例高达16.9%。　　二是党政机关青年人才，有超过三成的人依靠租房解决居住问题，其中单身青年的房租压力最大，租房支出占个人总收入的43%。而已婚青年月均房租达3003.9元，在五类群体中最高。低收入与体面住房要求之间的矛盾使他们承受着较高的经济压力。　　住房成财富身份地位的象征　　已影响青年婚育　　“如果中国的年轻人都为住房焦虑，哪里还有梦可言?让年轻人敢于追梦，敢于圆梦是我们的初衷。”青年问题专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廉思教授指出。　　他认为，各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在近年来不断攀升，导致当前中国城市青年住房面临着住房的拥有、支付和租房等三大现实困境。　　首先是供需失衡所导致的住房拥有困境。很多城市的住房市场都面临着供需失衡的情况，住房进而成为一种稀缺性资源，房产也因此被赋予了更多的投资属性，使原本失衡的供需关系更加复杂化。　　其次是房价畸高所导致的支付困境。城市青年住房问题的实质是住房支付能力不足，就是购房能力的显著不足和租房能力的隐性不足并存，而且随着通货膨胀和房价的持续走高，青年住房支付能力总体上存在着下降风险。　　再次是房源空置所导致的租房困境。既有研究和调查数据表明，我国各大城市都存在房屋空置问题。空置的住房更多地被当作保值增值的投资品，其资产属性突显，而实际供人居住的实用价值则相应弱化。住房在销售后长期无人居住，即没有快速进入二手房交易市场进行产权流通，也没有进入租房市场进行使用权流转，造成了房源的闲置与浪费，恶化了供需关系，导致了青年租房困境的出现。　　廉思认为，住房的符号价值越来越明显，它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居住场所，而是一种投资品，还是财富、身份以及社会地位的象征。是否拥有自有性住房对城市青年的社会经济地位有着明显的影响。在城市青年中，是否拥有房、拥有什么样的房、是否在租房、租住在什么样的地段、租住在什么样的小区等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城市青年的不同身份，这种住房身份也成为一种划分社会群体的标志。伴随着房价的持续走高，这种住房的身份化象征也越来越明显。　　调查显示，随着城市青年在城市中的发展，部分人会很明显感觉到来自所居城市的排斥。而住房则是这种城市排斥的主要力量，对城市青年的住房选择以及迁移性决策有着非常大的影响。部分没有购房或者没有能力购房的城市青年会心理上产生“自卑感”与“漂泊感”，感到自己遭遇了有房朋辈群体甚至整个城市的排斥，呈现出较低的“融入”水平。因住房导致的城市排斥现象日益成为城市青年住房问题解决过程中所必须迎接的新挑战。　　如何解决城市青年租房住房难题?　　租房已成为多数青年在京生活的一个必经阶段，且多数青年对于政府解决其租房困难抱有极大期待。　　专家建议，利用房源以房管人、以房留人。调研发现，目前租房居住的青年，如40岁后仍无法在北京租住或购买到稳定的居所，这部分人群中超过七成会选择离开北京，即便在工作稳定的党政机关，比例也在57%左右。这一方面突显了住房对于青年群体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启发社会管理者，可以利用住房资源的分配与保障，实现“以房管人、以房留人”的目的，从而起到“留住人才，分流人口”的功效。　　同时，帮扶政策应设计退出机制。工作不满5年的青年，单位福利相对较少，若获得的家庭支持有限，只能依靠租房在京居住。这部分群体应成为政府重点服务与关怀的对象。但这种帮扶并非终身制，还应考虑到随着收入的增加，其住房困境会有所改善。因此帮扶政策应设计退出机制，保证在既有资源总量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扩大政策惠及人群，避免资源浪费。　　可在高新园区建青年公寓，留住人才。专家提出，考虑到北京发展高科技产业的规划，还可以通过在高新园区兴建青年公寓，为高科技企业员工提供房租补贴、住房保障等措施，留住所需要的高层次人才，避免其因过高的生活成本离开北京，预防青年人才大量流失。　　无锡市提供了很好的经验。2012年，无锡推出“大学生租房政府补贴”政策，不限青年户籍，具体标准为博士每人每月800元、硕士每人每月600元、学士每人每月500元，两年内，只要没有与初次就业的单位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就可以一直领取租房补贴。　　另外，还要监管租房合同中的霸王条款。针对七成多青年遭遇过的租金随意上涨、租房权益受到侵害等问题，专家建议，大力整顿房屋租赁市场秩序，加大对租房中介机构的监管力度。监管重点应包括：中介机构资质与准入门槛、租房合同中的霸王条款、中介机构及个人房东违约处罚、网络虚假租房信息发布等，实现房屋租赁市场的良好运作。　　他山之石　　纽约：禁止“群租房”　　纽约市政府规定，1卧公寓只能住1至2人，2卧公寓只能住2至3人，3卧公寓只能住2至4人，厅不能住人，独立厨房与厕所必备。任何住宅皆不能非法改建，任何公寓要改变格局，都要向房屋局申请，获批后方能改造。不允许将地下室装锁，加建三层阁，改造成住人房间，公寓的单元隔成多间，否则一旦发现或被举报，房东要接受严惩。　　香港：监管制度严格　　香港会对申请人进行全面的经济状况审查，通过之后他们才可入住公屋。入住之后的监管更为持续，公屋租户住满10年后，每两年须申报住户收入和资产，而房屋署也会定期“家访”，了解住户情况。房屋署还成立100多人的“善用公屋资源分组”，专责落户巡查，严格审查公屋住户的收入、资产申报以及公屋使用情况。　　日本：扩充公营房源　　日本为扩展公营住房房源，规定了三个途径，包括由地方公共团体建设公营住宅，由地方公共团体收购民间住宅，由地方公共团体租用民间住宅。　　德国：完备租房体系　　德国各州、市及乡镇都设有独立机构制定各地段房租价格标准范围，作为住房出租人和承租人确定住房租金的参考标准，房租涨幅若超过20%就被视为违法，超过50%则构成犯罪。   来自：中国建筑新闻网

天津吸引海内外设计师 “天津创造”为生活添彩

——北宁文化创意中心，连日来众多市民举家出行，欣赏构思精巧的创意作品。为参加此次设计周活动，宝岛台湾的设计师们带来了近百件金点设计奖作品，涵盖生活日用品、家电、视觉海报、书刊等多个领域。本次展览还邀请到了世界著名的建筑与工业设计师、日本建筑和工业设计的代表性人物黑川雅之的作品参展。他的餐具套装作品中，通过椭圆直径的延伸变化，产生了不一样的食器，几个盘子被重叠放在一起又形成了新的造型，放在桌面上犹如一朵一朵盛开的花儿。　　据了解，在国际创意设计活动周期间，来自欧洲的多位设计师带来了创意家具和家居产品。本土设计师也表现不俗。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的获奖作品“雨幕珠帘”把从天而降的雨水经过创意设计的屋檐遮挡，从特制的孔缝中垂直流下来，在眼前形成一道可以变换造型的别致珠帘。它在商场门前、自家屋檐甚至公交站都可以应用，让人们忘却雨水带来的烦恼，感受大自然带来的情趣。这些将“艺术范儿”与高科技结合在一起的建筑设计作品甚至吸引了本市房地产专业人士参观，他们希望借此带动住宅市场吸收先进的细节设计理念。此外，来自台湾的李存仁等知名设计师表示有意愿到本市设立设计工作室，与本地专业人才加强交流。　　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康军告诉记者，文化创意产品有着“设计为大，文化为本，美学领先，实用有趣”的特点。现代高科技与精品艺术作品的融合，给人们带来创意的惊喜，还能把中华民族的很多文化传承的内容潜移默化传递给孩子们。在定制制造、设计创新的时代，设计者的潜力正在喷薄而出，中外设计领域交流合作有助于推动“天津制造”到“天津创造”的转型，用创意点亮大众的生活。   来自：天津北方网讯

报道称：上海重庆或将率先试点房产税改革

法工作。 　　另据了解，2014年2月23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表示将房产税和个税改革作为未来重点推进的对象；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后，财政部门首次明确了财税改革的重点税种。　　楼继伟表示，未来中国在继续推进增值税改革的基础上，还将重点推动两项税收改革：一是房产税改革，加快房产税改革立法进程。二是个人所得税改革。   来自：搜狐焦点

总理要求避免短期刺激房价进入调整期

的效果，但负面效应比较大。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在一定时期内采取了短期刺激政策，在当时背景下确实是不得已的选择，但时过境迁，当下经济形势已经不能再采取短期打鸡血疗法了。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以前经济低迷，可以采取拉动房地产经济的办法，来刺激投资。如今房地产体系本身就存在巨大问题，有些地方房价严重背离其价值，已经形成了巨大泡沫。如果再采取刺激政策，那么中国房价雄冠全球日子也就不远了。根据历史上房地产泡沫教训，这是一件能够击垮金融体系与经济体系的危机。最近一段时间一些地方发出放松调控政策的呼声，其实关键性的调控政策早已经名存实亡，这些地方发出的声音是索取更大刺激政策，而非一般性放松调控政策。但从目前来看，管理层决心是非常明确的，不能靠房价增长来造成增长幻觉，而是要三管齐下，治理过去留下的顽疾，从而推动经济持续发展。　　二是我们的M2增长速度过快，对老百姓的生活影响非常大。一些专家或许根据某些旧标准或旧理论指出我们不存在货币超发，但在实际生活中老百姓感到一百元的购买力显著下降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理论与现实明显背离呢?关键是老百姓真正用到现金交易的，非常少。南京某位居民买房，被迫要用现金交易，不得不求助于警察才敢交易。大量财富表现为房地产“价值”，随着这些年房价上涨，居民之间财富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大量的货币被吸纳在这里面，大量财富表现为不动产。过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纸币体系如果没能管好，很容易造成社会巨大动荡。因此，靠印钞机来推动经济增长，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最大的危险不在于它会带来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暴涨，而是在于它会迅速瓦解社会信任体系，促进贫富分化，从而危及社会稳定。　　三是我们过去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数量和规模取胜，但全球都处于过剩周期，大规模与数量多已经很难再构成优势。过去我们总是强调我们GDP增长速度，我们的思维被限制这条捕蝇笼中了，如今我们打开这个捕蝇笼，主要强调经济增长的质量与价值。这需要实实在在的创业与创新，创业与创新不是在纸上闯，而是在现有经济框架下去突破。制约创新的核心部分李总理说得非常清晰，行政审批过度，办一个证需要非常长的周期才能办好，这增加了生产和交往成本。　　就房地产市场而言，全国楼市处于惊变期，媒体报道称，在楼市降价预期不断强化的背景下，观望情绪抬头，一些购房者选择延迟入市，以期房价有所下跌，楼市向买方市场转变。中原监测数据显示，4月份6个重点城市二手住宅成交总量较3月缩减约1成，市场活跃度的降低使得价格压力加剧。一向牛气冲天的楼市，为何在短期内变脸，上述导致经济增长变缓的原因同样是其内在原因。然而，正常而非过于宽松的信贷政策，效果不仅很直接，而且影响非常广泛。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对楼市实施刺激政策。4月以来，无锡、南宁、铜陵、杭州萧山区等地纷纷出台政策，通过调整限购范围、放松户籍限制、提供财税支持各种方式，为楼市调控政策“松绑”。其中的铜陵救市政策，是最为直接而且毫不隐晦。个中动机毫无疑问是为了保护土地财政的命根子。　　总理要求避免短期刺激政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如果能够在各地落地，相信楼市会迎来一轮调整，也许房地产回来多年一直高烧不退的非正常局面。也说明我们的管理层为了楼市健康发展乃至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做好了壮士断腕的决心与准备。这些年来过于依赖房地产与货币的思路已经走到了尽头，纠偏无论早晚，都要着手去做的，再拖下去也不是一个办法。   来自：中国建筑新闻网